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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目前约束服务消费的短板也不少。需求方面，区别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需要时间作保证，而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的结果显示，2024年国内居民有酬劳动领域的参与者每日平均时间为6小时23分钟，较2018年增加119分钟，同时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达到49小时，较2019年提高3.3个小时，并显著高出经合组织国家33.4个小时的平均水平。居民将更多的时间分配到生产劳动与基本生计之上，对文体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形成的“挤出效应”也就不可避免。

　　相较于需求端，供给侧制约服务消费扩大的瓶颈更显示出多层面与多元化特征。首先是有效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配，传统生活服务供给相对饱和，但高品质、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短缺；其次是服务质量与标准缺失，抑制消费信心；再次是市场准入壁垒犹存，创新活力受抑；最后是技术与服务融合不深，数字化赋能不足。虽然在线购物、移动支付等领域数字化程度很高，但在许多传统服务领域，技术应用仍停留在浅层，如远程医疗的诊断能力、医患信任度有待提升；智慧养老产品的适老性、实用性不足；文旅项目的沉浸式体验技术应用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要采取切实举措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除了通过促就业达到增收入外，更应突出稳资产与强社保对改善居民收入的能效。在稳资产方面，既要加大政策托举力度扭转城市房价的下行趋势，更要实现从“稳定股市”到“推升股市”的管理理念升级；在强社保方面，可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国资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的比重，在此基础上，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将财政的消费补贴由商品环节扩围至服务领域。

　　再者，要系统性加快服务消费标准的研制。一方面，采取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团体标准的方式，建立起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服务消费标准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第三方认证、行业自律等方式，推动标准落地实施，同时建立服务质量的“红黑榜”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祛除消费者的痛点，针对服务消费维权难、取证难等问题，应建立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而在预付式消费等高风险领域，有必要引入资金存管、风险保证金等制度，对于家政、培训、健康养老等关乎民生的重点领域，应建立完善的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