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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显示，1946年3月，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与莫罗、萨顿从东京前往中国调查一月。回到东京后，莫罗于4月16日向季南提交了《来自于中国的报告》，其中将日军化学战、细菌战与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等一起列为必须追究的战争犯罪。4月23日，萨顿又专门向季南提交了37页的有关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调查报告书，其中列举了日军先后于1940年10月于浙江衢县(今衢州)和宁波，1941年11月于湖南常德空投鼠疫跳蚤的罪行，并附上了包括临床记录，国际、国内流行病学专家调查分析报告在内的一系列证据。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华中派遣军“荣一四”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在中国各地多次实施了细菌武器攻击，引起疫病的流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1997年开始，浙江省、湖南省的180名原告组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以日本国为被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造成的伤害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分别在2002年、2005年和2007年所作出的判决结果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是驳回了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王选是当时的原告团团长，除了组织原告积极进行诉讼以外，她还长期从事日军在华细菌战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并曾于2003年和2010年两度与近藤昭二赴美国查找相关史料，第二次的查访工作还得到了北京大学的支持。她回顾说，萨顿37页的报告是尘封60多年后首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它所指控的受害地与原告团成员来自的地方完全一致，特别是看到其中提到的“义乌”，自己不禁潸然泪下——义乌是她的家乡，也是细菌战受害最重的地区之一。

　　“东京审判最终未能对日军细菌战进行审判，而这些由中国检察团在国际检察局备案的日军细菌战证据材料也长期不为人所知。它们可以证明，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等人曾经为追究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的罪行付出过努力。”王选说，这批文献中，登录为1896号的证据材料就是“荣一四”部队九江支队的投诚战俘榛叶修的亲笔供述，这是日军人员首度向盟军告发日军细菌战的珍贵史料。她表示，希望美国官方能进一步公开有关日军细菌战的文献，让这一违反国际法的犯罪真相大白于天下。